2018年值得关注的100个观点 · 社会文化篇

2019-06-10   阅读:186

  人民论坛一直致力于打造最具价值的观点产品,从2010年起,连续多年对思想界年度最新观点成果进行梳理,探寻这些观点背后跳动的时代脉搏,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重大思想理论创新与传播。今天,思响哥发布

  我国社会治理形势出现根本性好转,打破了犯罪率随着现代化推进必然升高的西方“魔咒”,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群体性事件、信访总量、非正常上访量等社会秩序的关键性指标同时出现下降趋势,特别是成为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同时,互联网依法治理初见成效,虚拟社会不再是法外之地。我国社会总体安全的好局面,实属来之不易,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良好环境。

  王思斌: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政策经历了从含混、从属到相对清晰的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社会政策混合于经济政策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型社会政策。21世纪初,随着对社会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不断深入,社会政策理念逐渐清晰,在实践上则表现为大量社会政策的集中出台,这一阶段的社会政策是补缺型或补偿性的。2012年之后,社会政策进入科学化、制度化阶段,同时在标准、过程、目标上强调制度化、精准化。这些重要变化是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相适应的。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已由补缺型民生制度向普惠型民生制度迈进。普惠型民生制度既不同于过去的以孤寡老人、残疾人、弃婴等在内的特殊困难群体需要为主的补缺性福利制度,也不同于福利国家统一的、均等的高福利体制,而是基于基本需要和公平、注重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和强调公民权利与义务统一的民生保障制度,意味着社会政策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受惠人群由过去的部分居民向全社会公民扩展,从而进一步保障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提升公民的尊严与获得感。

  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并非想象中的金字塔型,发达国家的阶层结构也非想象中的橄榄型。中国社会上层的比重比发达国家还要大,新老中产阶层的比重也不低于发达国家,但工人阶层的规模却比发达国家要小,农民阶层的规模远大于发达国家。中国地区间阶层结构的差别甚至大于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别。可以用“橄榄型”来描述中国东部地区的阶层结构,“圭字型”来描述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阶层结构。若不分地区,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总体呈“圭字型”。

  当代中国的社会开放性的扩大并未一直持续下去。最近几年,相对流动率再次下降,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既得利益群体格局,既得利益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担心不断进行的改革开放会影响到他们已经获得的利益,就有可能利用各种资源和机制保护既得利益,其中,强化代际继承、阻碍代际流动就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而整个社会阶层再生产机制的作用就有可能再度变强。

  从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到,农村居民点的公共服务设施并不多,农民实际上大多都是和就近的城市居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务。我国有的村庄大搞绿地、大广场,甚至亭台楼阁、华表石雕等,乡村规划须对此类情形加以警惕,防止农村公共品过度供给。让农民便捷地和城市居民共享公共服务设施,应当是编制乡村振兴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做多方面的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日报》,2018年9月17日)

  当前,小农农业经营方式被纳入资本化农业的低端环节抑或消亡,应清除将小农生产方式视为“落后生产方式的残余”的思想。振兴乡村的关键在于振兴小农,而非振兴资本,农村劳动力的抽离、“三留守”问题以及农村空心化的出现等,都值得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应深刻反思现行的产业推进和企业下乡举措。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北京日报》,2018年7月16日)

  村庄治理结构的多样性应当成为留住“乡愁”的一种内在关切。未来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将是丰富多彩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类型亦是如此。面对这样的复杂性,我们应当力戒简单化的齐一思维,避免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村庄治理结构的现代化程度。应鼓励和允许各地根据自身条件,采取不同的适合本地情况的治理结构;应适度下放乡镇、行政村设置和管理权限,尽量减少体制层面的一刀切。

  孔祥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特色”之一正是“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规模农户”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方向。今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重点应该放在对小规模农户的带动上。对于中国2.3亿农户,应该保障其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和股份合作的权利。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特色”之一是“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规模农户”,而绝不可能是大规模经营。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扶贫攻坚是充分调配各级地方和各部门要素资源的联合作战,决胜小康在即,地方和各级机关部门都立下军令状,志在一鼓作气、最后攻关。在这种压力下,一些扶贫干部为了追求政绩不惜采取“数字脱贫”等投机方式,而这与急功近利和消极倦怠厌战两种情绪的存在不无关系。扶贫事业关键在人,主观上能动作用的钝化,势必影响决胜小康的大局。因此,必须克服不良情绪,稳扎稳打推进扶贫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8月上)

  探索推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必须坚持宅基地的使用权可以流转,不仅在村庄内部和县域农村户籍内部流转,而且应该允许在城乡间流转。流转期限可长可短,最长可以向国有土地流转看齐,即70年。只有这样,才可以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但前提是必须明确产权主体及权益分配机制,建立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防止公权力侵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8年4月上)

  任何一个体制都会有既得利益。有人说以前改革没有什么既得利益,现在利益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改,其实只要有改革都会面临既得利益的问题。基本的办法可以是努力保护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先不动,同时发展新体制。这就使得一个“非帕累托”变成了“帕累托改进”。这样一个逻辑,就是中国的宝贵经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在现在都是有用的,比如住房改革、房地产税等,先把既得利益保住,就往前走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官网,2018年11月29日)

  公务员从免费的或者非缴费型的退休金制度改成缴费型社会养老金制度,这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在于双轨制在制度的层面上已经加以改变,大家都要缴费,积累资金,在制度层面是接轨的。尽管双轨制的制度痕迹消除了,但当时人们期望的待遇差距迅速缩小的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显现。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跟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水平差距还是很大,所以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经济日报》,2018年3月8日)

  流动人口在流人城市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对城市生活空间也有了新的期待;在因务工经商增加收入时,更加注重家庭团聚、子女教育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而实现这些诉求的一个重要保障就是稳定的居所。“租来的是房子不是家”道出了无数人对房子的渴求,对属于自己小天地的热盼,也道出了现实生活中的无奈与辛酸。住房对流动人口而言,既承载了在城市奋斗的希望,更凝结了他们对与家人团聚的渴望及对家的期盼。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研究》,2018年第1期)

  当前农村年轻女性的私密生活正在兴起,这是农村家庭权力天平向年轻人倾斜、代际关系轴心转换以及夫妻关系爱情化的结果,彰显的是农村年轻女性个体化构建的努力。对于她们来说,村庄已不再是她们精神与心灵的归属之所。她们从“为他人而活”转变为“为自己而活”,越来越在乎个体的身体、情感和精神体验,并退出村庄的人际关系网络、交往规则体系和价值评价体系。

  网生代展示自我、张扬个性的青春心态,屌丝群体追求愉悦、幽默搞笑的娱乐心态,主播群体急于求成、不择手段的逐利心态,底层青年在秀文化中的突围和宣泄心态以及空巢青年虚拟生存的孤独心态……这些心态反映着青年群体的社会生存和心理状态,也折射着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秩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对于商业驱动下的青年秀文化本身,需要加以规范,用更为健康的文化来影响青年群体的心态,形成良性循环。

  ——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教授(《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2期)

  营销的本质都是为了满足需求。消费者要想防范虚假营销,最关键的是不要抱着占便宜的心理,某些“锦鲤”营销已涉嫌欺诈,其成功的核心就是把握了消费者占便宜的心态,本质上和电信诈骗并没有区别。当前,由于我国互联网发展速度太快,一些法律法规还存在滞后或空白,消费者需注意保护自身权益,工商部门也应加大监管力度,维护市场健康。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市场营销学教授(新华网,2018年10月28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历史文化传统决定道路选择。中国的未来决不是西化,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决不是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其重要原因在于文化基因的不同。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月9日)

  中国文化和文学在与全球化的互动中,以本土的因素渗入到全球化的话语中,从而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全球本土化”。中国当前已进入了一个后革命和后社会主义时期,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时代已经结束,在经济建设的主导下,中国正经历着一种“脱贫困化”和“去第三世界化”的实践,旨在将中国从一个“出口劳务”的第三世界大国转变为一个“输出高科技”和“输出文化”的发达国家,就文化理论而言,我们的目的是将中国从一个“理论消费”大国转变为一个“理论生产”大国。

  ——清华大学外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文化名人和传世巨著的出现,并非累世能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该创造条件以培养更多的文化名人和出现更多的名篇巨著。只有群星灿烂、高峰迭起、蔚为壮观,才是一个拥有如此丰富文化遗产的中国应该有的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样子。一切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文化工作者,一定要不辜负我们的时代、不辜负我们的党、不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待,以自己的作品推动文化自信走向更高层次。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岗位教授(《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

  崔唯航:摆脱学术话语体系上的“学徒状态”,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中国话语体系

  面对世界,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对外学习从根本上说始终伴随着一种紧张,一种以“古—今”“中—西”为枢轴的思虑。为了摆脱学术话语体系上的“学徒状态”,走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失语症”,发展立足中国现实、中国经验、中国问题的中国话语体系,我们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整合中国传统话语和西方话语资源;以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为核心,以富有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标识性概念为骨架,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中国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人民论坛》,2018年12月上)

  冯颜利: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不忘本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体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要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不断作贡献的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人民日报》,2018年9月17日)

  项久雨:“塔式结构”的扎根效应、聚合效应、固本效应与引领效应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生成动力

  以“塔式结构”的视角来研究文化自信的对象性基础,方能理顺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生成的基本逻辑。“塔式结构”的基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强大的“扎根效应”;“塔式结构”的中坚是中国革命文化,本身有着强大的“聚合效应”;“塔式结构”的顶端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本身有着强大的“固本效应”与“引领效应”。在恰当的形式与载体的支撑之下,“塔式结构”所内含的扎根效应、聚合效应、固本效应与引领效应给予国人以强大的自信力量,在文化自信生成的过程中发力。

  我们既往对传统认识的偏颇,往往与我们现代观念的偏颇相关,我们被笼罩于这样一种主观化、片面化的“现代性”想象之中,没有走出主观自我的能力,因而也就失去了真正理解传统、理解他者的能力。要让传统和历史开口说话,就必须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双方之外拟设一个“第三方立场”,从比较超迈的立场促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视与对话。

  对待传统文化,要把“传”和“承”区分开来,一方面坚持无条件、有意识地“传”,另一方面要有选择、有条件地“承”。“传”是无条件、无差别的,要尽量把不自觉、无意识变成有自觉和有意识。“承”就是继承、发扬、延续,还包括转化和创新。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起到“承”的作用。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解放日报》,2018年10月23日)

  任何时候,过分强调潮流、革新都不是好事情,“保守”是前进中的另外一种力量。某些知识没必要与时俱进,它必须要保守,留下来让人类文明在左冲右突、寻寻觅觅的过程中有个基轴不会变,这是人文学的意义。相对来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不太一样,新知识、新技术、新生活不断涌现这很可喜,但请记得对传统保持几分敬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华日报》,2018年10月30日)

  哲学的体系性绝不等于哲学家可以闭门造车,拍脑袋想出一个体系来。体系的生命在于真正的问题;而问题总是在与传统的对话中、在对时代的批判中产生出来的。没有这样的真实问题作为核心而构建的体系,只能是昙花一现,最终沦为思想史上陈旧的资料,而不是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必须认真研读的经典和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更不可能成为催生新的哲学体系的强大动力。

  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高,美学与日常生活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从未来的市场空间和消费需求角度讲,生活美学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它能够为我们的创意和营销提供新的思路。文化产品不仅要好用,还要好看,要做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生活美学化的产业趋势要求文化产业向创意常态化方向发展,要将创意产业渗透到人们生活方式之中。事实上,创意更多被应用于营销领域,而不是产品领域,普通的产品如果营销做得很有创意,同样会给人震撼的感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新华网,2018年3月29日)

  谢新洲:互联网的解构性不断改写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也激励人们不断进行创新和重构

  算法新闻成为当前重要的新媒体产品,它改变了传统新闻行业的把关机制,解构了记者、编辑的权威性以及传统的新闻生产管理制度。互联网的解构力量进入社会结构与制度层面更加显而易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形态由此发生了重大转变,产业界限、阶层关系、社会组织、文化类型、价值观念等越来越呈现出颠覆传统的趋势。这一系列变化反映到互联网思想的制度与精神层面,加剧了互联网思想的解构性。这一解构性不断改写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同时也激励人们居安思危,不断进行创新和重构。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新媒体时代,用户一直在追求个性化信息需求的满足,“信息茧房”中的人们似乎正享受着个性化信息的供给,但实际上可能已经陷入了工具奴隶的圈套而不自知。“信息茧房”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各新媒体平台忽略价值导向,转而以流量导向作为其运行的准则。由此,我们可以从媒体平台角度出发,建立起一套触发法则发挥作用的机制:以价值导向为核心要义,依靠技术驱动和平台赋能,聚焦内容价值的提升,让新媒体吸引法则起作用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人民论坛》,2018年6月中)

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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